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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并没有证据表明数字经济提升了中国的生产率

由于这一时期我国的城镇化速度是史无前例的，而户籍制度改革却采取了渐进的方式推进，两者节奏并没有实现完全同步，因此在城镇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形成一个缺口，2017年前者为58.5%，后者为42.4%。以2016年全国劳动生产率（劳均GDP）9.6万元为基准，作为城镇的主要产业，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平均水平的2.73倍，第三产业相当于1.19倍，建筑业相当于68.3%，而农村的主要产业——农业则仅为平均水平的30.9%。

多年来源源不断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其实已经不再是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而是初中和高中毕业（或辍学）的新成长劳动力，大体上对应着农村16—19岁人口群体。更何况，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尚有16个百分点的缺口要填补。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七大重大战略部署之一。因此，劳动力转移或人口城镇化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库兹涅茨过程。在改革开放的1978—2015年期间，我国劳动生产率总体提高了16.7倍。

因此，城镇化仍然应该作为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重要引擎。只有把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同时推进，才可以使后者的目标更加明确，实施手段更加协调和统筹兼顾，推进过程更加健康和更可持续。因此，一国财富的分配制度的改革其实就是对国家所有制的改革与否定。

许多生产资料降格成为生活资料（如汽车、投影电视、牛马等大型牲畜等），而许多生活资料却升格成为生产资料（如住房、电脑、数码技术产品，甚至缝纫机和毛线针等）而且，即便是生产资料，其要素构成也越来越非物质化了，也就是说，非物质性（即信息、技术、管理和知识等）的软生产要素越来越成为生产资料的主要部分。具体说，就是这个国家人民创造的财富是为该国国民所普遍性享受呢？还是仅仅为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所独享？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性质主要取决于其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则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制度以及所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共同组成，缺一不可。如果我们真的要强调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或者说我们实行所谓全民所有制，那么政府职能就应逐步向公共服务而不是社会管控方向转变，即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和福利事业的投资，惠及全体国民，而不是提倡什么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市场化，更不是鼓吹养老靠子女。比如，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的改革问题就是其中一个。

为什么人们在改革国家所有制，即所谓全民所有制时不能够多说或公开说（说一词在这里是指公开讨论）呢？因为这个所谓的国家所有制问题是一个敏感问题，它涉及到我国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即它是社会主义的还是什么主义的社会。为什么会如此呢？就是因为苏联创造的这套僵化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和模式不仅在理论上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在实践中也是完全脱离了像我国这样的市场经济远没有发育成功的经济落后国家的国情，也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让所有信奉和实践这套理论的国家，包括我国，长时期地陷入贫困和落后之中。

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是生产资料属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有的所有制形式，实质是集体资本家所有制。这样在全体上保证整个国家经济的统一性，又在局部上保证各个企业生产经营的多详性、灵活性。也就是说，美国至少有一半人口的80%以上的可支配收入是来自自己在公众公司中所持有的股权的。至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企业由国家统一领导和宏观控制，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是社会主义商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说法更只是在说经营方式问题，与是否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的性质又有什么关系呢？何况西方那些国家都早已颁行了国有资产法，不会出现在我国经常出现的所谓出资人缺位问题，人家对国企管理的成熟度要远远高于我们自己。

德国达到25%的有石油、汽车、造船工业，达到50%以上的有采煤、煤气业，达到或接近100%的有铁路、航空、邮政、电讯业。让某些人感到意外的是，我国的改革实践却正伴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朝着这个方向不可阻挡地快速前进着。因为这两种斯大林式的所有制形式均建立在剥夺的基础上，制造了更多的贫富和城乡差距，也与体现所谓社会主义的公平性和福利性的分配方式格格不入。进入 史啸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有制 国企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 。

在中国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企业由国家统一领导和宏观控制，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是社会主义商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那么，这个世界上似乎绝大多数国家而并非只有我国一个国家存在这个国家所有制啊。

世界历史已经证明，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包括他创造出来的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非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其实，中共早已觉察到现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和实践上的缺陷并试图改而革之了。

而我国购买和拥有上市公司股票的普通民众人数也于2017年4月超过了1亿户。[《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89页] 而且当年由斯大林负责制订的苏联宪法与我国现在的一样，也规定：（苏联的）社会主义所有制采取两种形式：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但现在提出这种所有制理论的苏联连同它所实践的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又到哪里去了呢？ 我们的理论界在谈到斯大林社会主义公有制时，总是喜欢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末尾的那段论述作为这种公有制——国家所有制的论据。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据国内外一些机构预测，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证券市场于2025年将扩张并发展到至少200万亿元人民币的市值，将成倍地远超我国的国有资产总额，并将其利益为全国更多的社会各阶层民众所分享。这个问题我在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就进行过详细的论证（详见史啸虎《社会公共资产不属于国有资产》，《光明观察》2005年11月10日期）。

还有，随着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增强和对分配制度的改革和调整，我们这个世界上还出现了一种崭新的体现了社会主义公平和公正原则的社会公有制。按照最权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的名词解释，国家所有制也就是生产资料归国家占有的所有制形式。

这类意见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反对一切针对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改革，哪怕仅仅是我们最近十多年来所进行的压缩国有经济的比重和削减国有企业的数量这一浅制度层面的改革。相比之下，尽管我国国有经济在整体经济比重上递减很快仍比上述国家要高不少，但在上述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领域中我国国有工业的比重甚至还普遍比上述国家的要低很多。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邓小平理论数据库] 对此，那我就要问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呢？我们的国家代表全体人民，那人家的国家就不代表全体人民了吗？如果我们承认人家的民选政府也代表人民，那么那些国家加以支配和使用的生产资料不也就属于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所有，不也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形式了吗？显然，这种解释也站不住脚。我党一直以来的以俄为师的指导思想致使我国现在可能成为这个世界上硕果仅存的一个仍然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列入宪法、奉为圭皋的国家了。

社会主义这个词自其诞生以来就有着无数的含义和说法。这些社会公共资产的属性和来源、投资方式、向国民提供服务的方式以及其运作和管理方式均不同于国有资产，因此，这是一种现代社会条件下出现的一种崭新的所有制形式，也叫社会公有制。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我们对以前阶级斗争和计划经济时代延续下来的许多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大多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有的是既说也改。这就表明，不管历史上还是现在，并非所有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根据国外经验，这类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资产数额丝毫不低于上市公司，甚至还要大于后者。你叫它全民所有制还真的名副其实，尽管它与斯大林的全民所有制风马牛不相及。

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模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符合这最后一种情况的大多是那些涉及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为敏感也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第七条则说，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当然，如果我们继续采用这样的带有严重缺陷的理论指导我国的改革，我们不迷失方向那才怪哩。

首先，随着科学技术、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我们现在所谈的所有制不能再仅仅是指生产资料，也应该指生活资料的占有形式，即财富的所有制了。因为按照我们的将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定义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性质恰恰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所决定的而不是相反。2015年，我国各级政府在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的总支出虽然在逐年增加，但仍仅占我国各级政府同期总支出17.5万亿的10%，约为1.7万亿。其次，如果我们所有的公众公司，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均实现了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开，而股市监督机构又能秉持公平严格监督公司运作，那么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只剩下按照占有比例享有等比例利润分成的权利，而其对分配制度制订以及处理这两个制度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权利则被降低至最低的程度。

这个新的社会公有制的资产既不属于国家所有，也不属于集体或个人所有，而是真正属于这个国家的全体国民所有的。我国的公众公司也发展迅速。

也就是说，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主要不是看它实行何种生产资料所有制，而是看它如何设计和推行一种合理安排资源和财富的社会分配制度。可惜的是，这几十年来我们只记住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去亦步亦趋地学习和模仿斯大林的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不顾实际地去实践《共产党宣言》中的那些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的革命措施，而完全忘记了或者说是有意摈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己过去错误的或叫不成熟的理论的修改与否定。

就我国来说，社会公共资产总量的逐步增大应该是我国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成功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也是衡量我国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我国来说，社会公共资产总量的逐步增大应该是我国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成功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也是衡量我国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